审视诸多互联网公司隐私条款：过于损人利己

　　表里不一的隐私条款把用户蒙在鼓里

　　刘婷婷

　　近日，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委等四部门公布对首批10款网络产品和服务的隐私条款评审结果，经过之前的督导规范，各家公司都改进了隐私保护条款，还签订了个人信息保护倡议书，承诺尊重用户知情权、用户控制权等。(《新京报》9月24日)

　　在这个网络信息技术爆炸的年代，习惯于用微信聊天、用淘宝购物、用百度地图导航的我们，对类似“为改进服务，我们需要收集、分析您使用手机的情况，并可能与第三方共享”的提示并不陌生，通常都会同意了事。

　　表面看来，这些条款并没有什么猫儿腻：互联网企业起草了协议，承诺提供网络产品和服务，用户阅读后表示同意，就必须严格遵守相关义务。即便被互联网企业使用，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谁又让自己选择同意呢？

　　但是，实质上这种隐私政策条款却有“霸王条款”的嫌疑。我们评判霸王条款的特征，核心就是看是否凭借自身的行业地位和优势，挤压消费者合法权益，并放大了自身权限，或者说，减轻了应负的法律责任。审视诸多互联网公司的隐私政策条款，在“损人利己”上色彩过于浓厚。

　　比如，在这些“特制”条款中，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被剥夺和排除。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消费者的用户，对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理应拥有知情权。但是，在现行隐私政策条款下，双方的信息极不对称，语焉不详的提示语，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让用户云里雾里。个人信息究竟去了哪里，用户都蒙在鼓里，更不用谈对这项基本权利的控制权了。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实却是，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成为应用“标配”，诸如天气类应用收集用户的通信录，手电筒应用在安装时显示会调用手机的位置信息，这些表里不一的小动作，很让人怀疑那些互联网企业的真实目的。

　　在现行隐私政策条款下，互联网企业成为个人隐私信息的“掌控者”，无限扩大了用户个人隐私被泄露的风险。尽管法律要求，“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但近年来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滥用乃至非法交易，还是屡见不鲜。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6》显示，近一年的时间，国内6.88亿网民因垃圾短信、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达915亿元。在某些行业条款之下，公民信息遭到过度采集，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下游犯罪滋生。

　　如此“霸王条款”，并非无法之地。在我国，基本立法已经健全。《合同法》明确规定，“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但是，宣告无效并不能“釜底抽薪”，毕竟在互联网公司面前，个体过于弱势。一旦拒绝提供个人信息，应用窗口便会随即关闭，无法享受网络产品和服务，所以只能“我为鱼肉”。

　　隐私政策“霸王条款”大行其道，不能仅靠民法约束，以及个人的抗争，更需要职能部门的强势介入。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中，明确了对于“霸王条款”查处，“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在《网络安全法》中，也有处罚规定。对于相关职能部门，该出手时就要出手。

　　再看这次评审，尽管涉及部分行业巨头，但并非互联网企业的全部，而所涉网络产品和服务，也仅是冰山一角。除了这种抽检式的评审、企业整改的承诺和倡议，如何实现执法监督的全覆盖，如何增大违法的成本，也应成为专门执法着力加强的地方。

　　可以借鉴的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电子通讯隐私法》等专门立法，有效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包括对信息采集的知情权，以及消费的选择权，在日常监控上，更是不遗余力。

　　2012年，谷歌公司曾计划推出一项新的隐私条款，对旗下60多款产品各自的隐私条款实行统一化，结果引起了美国两党共计8人组成的立法调查委员会的质疑。而谷歌公司在重压之下不得不宣布，不会剥夺用户可以选择“退出数据分析广告系统”的法定权利。它山之石，亦应为我所用。

　　如此，隐藏在各个角落的隐私政策“霸王条款”，被统统拿出“晾晒”清理了，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妥当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