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抗美期间,我在铁道兵13师61团(即中国后勤部队6支队33大队13中队)任管理员。我营是1965年11月25日下午三时,乘云南独有的小火车(米轨),从开远县的一个军营里南下,由河口镇进入越南老街市的。我们支队的任务是在越西北地区的丛林里,援助越南修建8号、10号和12号三条公路。1968年5月,最后援建的一条12号公路交付使用后部队撤回国,留下我们61团和58团调东线1支队,在凉山省境内同本段抢修24公里铁路。1969年3月,从友谊关回国,在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参加大三线建设,修建襄(樊)渝(重庆)铁路。后来,转入陕西省安康地区白河县月儿潭,最后又进入北京密云,修建沙(城)通(辽)铁路。1973年10月,告别磨练了15个春秋的军营。按照当时的安置政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复员回到了湖南省安乡县,在县饮食服务公司上班。
尽管援越抗美战争过去快五十年,昔日的战火已灰飞烟散,作为这场战争的参与者、见证者、幸存者脑海里总抹不去硝烟弥漫的战场,战友们舍生忘死的战斗情景……
1967年3月,我们61团3营完成老街市郊谷柳桥10号公路的修建任务后,奉命开赴举世闻名的奠边府,配合62团执行12号公路的修建任务。12号公路是越北连接老挝境内胡志明小道的一条重要干线,在营长高永胜(山东人),教导员王正帮(湖北枣阳人)的带领下,经过两天两夜的行军,在奠边府东南方向板道村的一条山沟里设营。这里距老挝不远,是美军轰炸的重点。
1967年11月25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早上8点刚过,防空警报骤然响起,观察员报告12号方向发现敌机向我阵地飞来,连长陈继营发出战斗命令,各班很快向连长报告准备完毕。指导员刮春初(湖南安乡人)、许多本(四川中江县人)作简短的战前动员,阵地上响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声鼓舞斗志。
8点20分左右,4架美军战机(F-105、F-4C)各两架飞临我营高射机枪连上空,出其不意,陈连长一声喊打,全连九挺单管苏制四三式高射机枪向敌机开火、穿甲弹、燃烧弹、洩光弹射向敌群。第一架当即空中爆炸,副油箱,飞机舱门、机体碎片纷纷落下。第二架机尾拖着3-4米长的红火,带着浓烟,顺着山沟向奠边府方向逃窜,经昆明军区核查坠毁在老挝境内。还有两架敌机机尾浓烟里夹着红火,向南方飞去,消失在林海尽头。一个连队作战五分钟,击落敌机两架,击伤两架,消耗子弹只有815发,全连无人员伤亡。首战告捷,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三营全体指战员特别是越南老百姓见证作战现场,高呼中国莫南!毛主席莫南!
战斗结束后,九连副指导员王荣富(湖南安乡人)带领战士进入林海,他们在老百姓香蕉园里抬回了副油箱,扛回了机舱门和飞机碎片(张金春、吴大中编著的《铁军雄风》第279页汽车上的副油箱,就是三营高射机枪连的战利品)。下午,王付指导员又带领几名战士出没在原始森林里,他们想找一块有太阳的地方休息一下,忽然发现近30平方米的一块孤石上,有一条直径比一水桶还粗的大蟒蛇盘踞在孤石上晒太阳。当时,有个战士提出开枪打,被另一位广西籍战士制止了。这条蛇灵感性很强,它慢慢地从孤石上溜走了,小树被它挤压得两边分。他们继续往里走,又发现一条大蛇,直径约一水桶粗,再也不敢往里走了。这天,营统计员李家玉(安乡人)带领10连战士从大森林里拾回了飞机掉下来的发动机,捡来了飞机碎片,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美军遭此惨败,是绝对要伺机报复的,团首长将团直高机连调来配合我们三营,营首长调整了工作时间,即白天少量人分散施工,夜间手提马灯,举着火把,燃烧篝火,施工现场像一条火龙,很是壮观。遇有防空,火熄灯灭,工地漆黑一片,找不着目标,尽管这样,有地面特务指挥,敌机夜间还是经常来,在工地投弹、施放照明弹、照相、发射火箭、机枪扫射。630高炮团的战友们狠狠地教训了这帮强盗。
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1968年11月25日,那天又是8点刚过,4架美军F-105战机出现在我营十一连的上空,当时认为又来搞侦察,这样的飞行我们几乎天天能够看见。四架美军战机突然像箭一般地俯冲下来,在离地面约800米时,朝我营十一连投了十几枚重型炸弹,然后急忙拉高直飞空中。美军这次袭击方式独特,速度惊人之快,快得连我们防空分队都来不及开火,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凯旋而归”。
轰隆……轰隆……,炸弹声就是命令!我和营部的教导员王正帮、副营长孔祥君(山东曲阜人)、技术组的工程师、技术员、通讯班和测量班的战友们向十一连驻地跑去。营部离十一连一公里多,中间有个小山包是九连工地。当我们一行人跑到九连施工路段时,只见副连长胡平安(湖南安乡人)指挥部队疏散。这时,哨兵冲着我们喊:“注意,前面有定时炸弹!”凡是到过越南战场的人都知道定时炸弹的威力,我们曾经有不少战友被它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在这生死的关键时刻,脑子里也的确浮现了许多英雄形象,意识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又是干部,抢救战友是当务之急,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安危,我毅然地对教导员说,“你们隐蔽,我去排弹。”教导员说:“好,你要活着回来啊!”说完,我向定时炸弹跑去。这时,从我营高射机枪连阵地跑来一个战士,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陈道希,是福建福清人,接着又跑来了两个战士,一个是营部通讯班的小廖,名字我忘记了,还有一个始终我没有想起他的名字,他们成了无名英雄。我仔细观察这一枚大约1.7米长,直径约70-80公分粗的炸弹,既不是定时炸也不是嗅弹,而是一枚约重5000磅的瞬发弹。没有爆炸的原因是炸弹正好掉在公路坡边一蔸高低不一的窝竹桩上,炸弹顺势倒向公路边坡,又滑倒在公路水沟里。
尽管不是定时弹,它仍然有很大威胁,拉走或拆除引信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就地弹爆才是上策。我留在定时弹处,指定陈道希和另一名战士各组装一组炸药包,指定通讯班的小廖向教导员报告这枚定时炸弹未爆炸的原因和我处理意见。教导员同意我处理意见并说:“那就让这只美国纸老虎好好的坐上我们的土飞机吧!”炸弹引爆了,我们向十一连驻地跑去。
被炸现场惨不忍睹,十一连的六、七栋茅草房炸得全没有了,小山坡削除了一半,山坡上几人都难围抱的大树变成了光杆,挂在竹梢上的步枪、冲锋枪木质部分已烧掉,小块的衣服、棉被还在树杈上冒烟,山坡下原来是一块平地,现在成了几个大坑,泥土里随处可见战友的血迹和骨肉……这是美军地面特务掌握了我们晚上施工白天休息的情报,所采取的报复性轰炸。
抢救现场,教导员和十一连指导员李益军(湖南南县人)稳定部队抢救伤员。五位牺牲战友的遗体摆放在一块小平地上,他们是二排七班的战士。说是遗体,但面貌全非,有的有胳膊无腿,有的无腿无上肢,一个个全是断头残臂。十一连副指导员刘少华(湖南新化人)和战友们将烈士被炸散在四周的手、脚、头及身上的碎肉块捡到一起,然后放在脸盆里用水洗去泥土,将战友遗体归位,再放上一套新便装,放一顶军帽,放一双解放鞋,盖上一块白布,轻轻地放入棺材内……战友眼里噙着泪花,咒骂侵越美军的残暴。
这五位牺牲战友的名字和籍贯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提供,他们是班长郑庆华26岁(安徽广德县人)、副班长曹仁连26岁(江西大余县人)、战士陈发德23岁(福建福清县人)、战士赖日清24岁(江西定南县人)、战士郭克法22岁(安徽巢县人)。他们被安葬在奠边府援越抗美烈士陵园(在这陵园不远的地方,还有鲜为人知的1954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抗法解放奠边府的另一座烈士陵园)。
当我们赶到救护现场。有些战士仍被埋在土里。其中十一连副连长彭国华(湖南安乡县人)被山坡上滑下的碎石和泥土埋住,动弹不得。我们赶紧用手扒土,搬石头,拉走竹蔸,好不容易才将他抢救出来。还好他只是头部受了外伤,卫生员为他包扎止血后,他立即和大家一起去抢救伤员了。
十一连二排除5名战士牺牲外,其余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8名战友重伤。当时工作量最大的要算营部军医王纯玺和几个卫生员,他们要为那么多的伤员止血,包扎伤口,其艰辛可想而知。
8名重伤战友的生命垂危,必须尽快送往138野战医院救治。138野战医院设在奠边府平原东南侧的原始森林里,医院也曾几次遭美机空袭。医院距十一连有十几公里,有一条便道可行,但路面坑坑洼洼。当时晴空万里,公路两旁又无树木,汽车运送伤员,随时有遭到空袭的可能。
营首长调来了四辆工程用车运送伤员。当时在场的战友是O型血的有一、二十名,决定让他们去护送。每辆汽车上放两副担架,由于公路不平,担架不能直接放在车厢板上,战友们就将担架搁在自己的腿上,或坐着用双手托起担架杆,宁愿自己受颠簸之苦,也不让战友再流血。
汽车在凹凸的公路上吃力的行走,我们的眼睛既要观察重伤员的表情变化,又要不时望着天空,幸好当时美军飞机没来。
医院的伤病员们看见重伤员来到后,主动让出较好的床位,并协助医护人员,鼓励重伤员树立信心,战胜伤痛,早日康复。
输血成为抢救重伤员生命的重中之重。138野战医院血库存血不多,国内的血浆一时无法运来。只有靠我们前来护送的战友输血了。我们每个战士的血型在出国前就检验好了的,血型都写在帽子、衣服和裤带上,输血时不需要再检验。我第一个伸出手臂,献出200CC血。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殷红的血把我们的心和重伤员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由于重伤员流血过多,我们护送人员都输血了,仍然不够需求。于是调来了十几名干部战士输血。尽管他们当中有的受轻伤流了血,但为了抢救重伤员,仍然毫不犹豫的献了血。
下午4点半钟,伤员们终于从死亡线上走回来,大家这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们在愤怒、仇恨、关爱、自信的气氛中度过了这难忘的一天。
几天后,十连付指导员李忠仁告诉我,十一连空袭的那天,他带着连部勤杂人员和班里的几个战士去抢救伤员。有个江西小战士见此情景特别是见到几位烈士后嚎啕大哭,几天吃不下饭。